【学思集】(2017年第10期):“学哲学、用哲学,深入学习研读《实践论》《矛盾论》”专题学习资料
发布:2017-10-17 10:59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量:

学 思 集

——2017年理论学习参考资料

10期(总第71期)

                                               

党委宣传部编                                       201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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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学哲学、用哲学,深入学习研读《实践论》《矛盾论》”学习参考资料

 

编者按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实践论》主要解决的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矛盾论》主要解决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问题。这两个统一的解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和强烈的现实价值。结合工作实际,深入学习研读《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坚持学哲学、用哲学,把握精髓、抓住根本,更深入地领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更好地认识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为方便大家学习,特编辑本期导刊。 

 

目录

1.毛泽东:实践论

2.毛泽东:矛盾论

3.习近平谈如何学哲学用哲学

4.进一步发扬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

   ——纪念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

5. 赵家祥: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家本领

——纪念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

6.王伟光:读懂用好《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智慧

7.郭湛:《实践论》《矛盾论》与百年中国历程

 

 

实践论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一九三七年七月)

毛泽东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2)。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⑶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⑷,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么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⑸。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⑹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

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⑺。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⑻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⑼,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10)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⑾。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注释:

〔1〕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2〕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3〕 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4〕里手,湖南方言,内行的意思。

〔5〕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6〕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7〕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要理解,就必须从经验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8〕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9〕 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10〕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理论》。新的译文是:“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11〕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五节。原文是:“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矛盾论

(一九三七年八月)

毛泽东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1〕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2〕。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3〕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一、两种宇宙观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4〕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正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5〕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二、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我在这里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例如在苏联)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着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6〕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7〕。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8〕

列宁也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9〕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列宁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着说道:“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10〕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三、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自然界存在着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1〕。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2〕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13〕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14〕,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15〕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16〕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17〕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18〕),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19〕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20〕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了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四、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21〕,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22〕,一九○○年的义和团战争〔23〕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庸地位,转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庸的力量,随着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以至于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就要逐步归于消灭了。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苏联已经走过和一切其他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这种互相转化的事情,过去已有经验。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和推陈出新的。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24〕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现在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困难地位,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使中日双方的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的话。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胜利,变为失败了。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败了。

研究学问的时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当着我们刚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25〕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26〕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

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一或统一呢?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们看,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苏联已经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将要这样做。试问其间没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和同一性,如何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诱(这些就是条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迫着赞成抗日。矛盾着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经这样做了,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大家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谓“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呢?因为客观事物本来是如此的。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27〕,《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28〕,《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29〕和《聊斋志异》〔30〕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31〕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32〕(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不能够转化为鸡子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问题如此。那末,什么是斗争性呢?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33〕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前面我们曾经说,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34〕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宁的话来说,叫做“在相对的东西里面有着绝对的东西”〔35〕。

六、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道: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转化,也是如此。

炸弹在未爆炸的时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条件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时候。待至新的条件(发火)出现,才发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都有与此相仿佛的情形。

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揭露反动派所谓社会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骗的宣传,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使人民懂得,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和苏联的胜利,都证明了这个科学的真理。

但是我们必须具体地研究各种矛盾斗争的情况,不应当将上面所说的公式不适当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36〕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37〕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七、结论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说起来说几句。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注释:

〔1〕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页)。

〔2〕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最基本的特点或特征)。”并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关于“辩证法的要素”部分:“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192页)

〔3〕德波林(一八八一——一九六三),苏联哲学家。一九二九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三十年代初,苏联哲学界发动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

〔4〕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5〕见《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四)是孔子学派在西汉的主要代表,他曾经对汉武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通用语,它的意义是“道路”或“道理”,可作“法则”或“规律”解说。

〔6〕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和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7〕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8〕以上所引恩格斯的三段话,均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和质》。其中第二段“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反杜林论》中的原文是:“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161页)

〔9〕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306页)。

〔10〕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11〕参见列宁《共产主义》。在该文中列宁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库恩·贝拉说:“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12〕见《孙子·谋攻》。

〔13〕魏徵(五八○——六四三),唐代初期的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本文引语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14〕《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宋江是这部小说中农民武装的主要领袖。祝家庄在农民武装根据地梁山泊的附近,这个庄的统治者祝朝奉,是一个大恶霸地主。

〔15〕木马计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著名故事。据传说,古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打不下来。后来,他们伪装撤退,在城下营房中留下了一匹腹内藏有一批勇士的大木马。特洛伊人不知道这是敌人的计策,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拉进城去。深夜,勇士们走出木马,利用特洛伊人毫无戒备的时机,配合城外的军队,迅速地夺取了特洛伊城。

〔16〕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新的译文是:“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17〕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18〕东北四省指当时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热河省于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先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占热河省。

〔19〕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因受中国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积极布置“剿共”军事,下令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同时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随后被释放回南京。

〔20〕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授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21〕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国因中国人反对输入鸦片,就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林则徐领导下曾经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武装抗英团体,使英国侵略军受到很大的打击。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人民也自发地掀起了抗英斗争。一八四二年英国军队侵入长江,迫使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大量赔款,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抽收英商进出口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双方共同议定。

〔22〕一八九四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也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继即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在战争中,中国军队曾经英勇作战,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和日本订立了可耻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偿付白银三千万两“赎还”该半岛),赔偿军费银二万万两,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

〔23〕义和团战争是一九○○年发生在中国北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参加这次战争的,有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群众,他们用宗教迷信互相联系,在秘密结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对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的联合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八国的联合侵略军在占领天津、北京以后,极残酷地镇压了这个运动。

〔24〕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即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红军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走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苦,击溃敌人的多次围追堵截,长征两万余里,终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25〕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26〕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27〕《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其中记载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夸父是《山海经·海外北经》上记载的一个神人。据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28〕羿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英雄,“射日”是关于他善射的著名故事。据西汉淮南王刘安(公元前二世纪人)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一书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万民皆喜。”东汉著作家王逸(公元二世纪人)关于屈原诗篇《天问》的注释说:“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留其一日。”

〔29〕《西游记》是明代作家吴承恩著的一部神话小说。孙悟空是书中的主角。他是一个神猴,有七十二变的法术,能够随意变成各式各样的鸟兽虫鱼草木器物或者人形。

〔30〕《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著的短篇小说集,大部分是叙述神仙狐鬼的故事。

〔31〕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32〕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33〕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34〕见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三二――九二)所著《汉书·艺文志》,原文是:“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35〕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相对中有绝对。”(《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36〕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37〕见列宁《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

 

 

习近平谈如何学哲学用哲学

重视哲学思维、善用哲学方法,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鲜明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

 

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都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必修课,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新干部、年轻干部尤其要抓好理论学习,通过坚持不懈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

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

——2013年12月3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坚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正所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

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们推进各项工作,要靠实践出真知。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

要加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引导学员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好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回答普遍关注的问题,注重解答学员思想上的疙瘩,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防止空对空、两张皮。

——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

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进一步发扬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

——纪念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80年前在延安窑洞诞生的《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和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璀璨明珠,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要进一步发扬我们党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切实把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不断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研究,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更加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一、《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辉典范

《实践论》《矛盾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高度统一起来,以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新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这两篇光辉著作,为我们党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实践论》《矛盾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实践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类认识离不开实践;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阐明了认识过程的多次反复和无限发展,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揭示了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指出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矛盾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原理;揭示了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阐述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分,指出矛盾的性质不同,矛盾斗争的形式、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在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过程中,还体现了质量互变规律,蕴含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有关思想,等等。

《实践论》《矛盾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两篇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论著,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深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科学实践观和在此基础上创立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进一步阐释了列宁遗留下的实践理论和矛盾学说两大哲学课题,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新境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使哲学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光辉著作,为我们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不仅在党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也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实践论》《矛盾论》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反复精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实践论》《矛盾论》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学哲学用哲学的基本教材。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都十分重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总书记在他开列的需要反复精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排在前两篇的就是《实践论》《矛盾论》。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上,更加需要结合新的实践要求,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学习研读《实践论》《矛盾论》,把握精髓、抓住根本,更深入地领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全党更好地认识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扬学哲学用哲学的优良传统,要求领导干部系统全面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2月和2015年1月,分别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强调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努力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2017年7月26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再一次强调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要努力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指导,更加需要自觉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一是要学习和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遵循这一观点,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前我国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和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二是要学习和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以更好地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在解决矛盾过程中推动事业发展。三是要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揭示了物质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特性,要求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充分运用辩证方法观察和处理问题,正确分析矛盾,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当前,我国社会各种利益关系十分复杂,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促进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四是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实践决定认识,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推动正确的实践,错误的认识导致错误的实践。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同时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

要努力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和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历史观和价值观。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一是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规定着社会性质和基本结构,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不断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二是要学习和掌握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坚持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全面深化各领域改革,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三是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是真正的英雄。党的群众路线,既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始终坚持的根本工作路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深入研究探索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有机统一的,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只有深入认识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全面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把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要深刻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进行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当前党和国家工作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三、自觉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方法和行动指南。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根本目的在于指导实践,解决实际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治国理政新实践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蕴含着精深的哲学素养和理论修养,贯穿了丰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我们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继承和发扬了《实践论》《矛盾论》思想精髓,集中体现了目标任务与科学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有机统一,为全党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树立了光辉典范。比如,强调坚持“两点论”,一分为二看问题,分析形势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利的一面;全面深化改革既要胆子大、也要步子稳;社会治理“一潭死水不行、波涛汹涌也不行”,等等。比如,强调坚持问题导向推动解决实际问题,无论是出台八项规定,还是部署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都是瞄着问题去、奔着问题来,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着力解决什么问题。比如,强调坚持科学统筹,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无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等,都始终注意平衡着力、通盘考虑、综合施策。比如,强调抓重点、抓关键、抓牛鼻子,无论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是在全面建成小康进程中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都是抓准、抓住、抓好战略重点的体现。比如,强调抓“关键少数”,无论是推进全党的理论学习,还是树立法治思维、新发展理念,都要求发挥好领导机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推动各项任务部署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世界观、价值观,是认识论、方法论,既讲是什么、怎么看,又讲怎么办、怎么干;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为我们增强科学理论思维,提高工作水平提供了有效的方法“钥匙”。

当前,面对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党员领导干部要更好地胜任工作,必须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深入学习掌握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贯穿的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好地把握规律,更加科学地推进工作。一是要着眼思想实际,加强主观世界改造,重点解决好理想信念问题,重点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筑牢理想信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二是要着眼能力实际,科学分析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新变化、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牢固树立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不断提高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提高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提高攻坚克难、化解矛盾、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切实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要着眼工作实际,坚持实事求是,坚持问题导向,理清工作思路,努力做到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根本,在纷繁变幻的现象中揭示规律,着力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不断提高解决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

(中宣部《党委中心组学习参考》2017年第5期)

 

 

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家本领

——纪念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发表80周年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赵家祥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同志集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把讲授内容编写成《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这个讲授提纲中的两节,分别于1937年7月和8月发表。“两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努力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光大这一传统,更加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新的伟大实践。

一、“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实践论》《矛盾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的融会贯通,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为认识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实践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类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论述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阐明了认识过程的多次反复和无限发展,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揭示了认识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指出改造客观世界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改造主观世界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矛盾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阐明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原理;揭示了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阐述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区分,指出矛盾的性质不同,矛盾斗争的形式、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同;在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过程中,还体现了质量互变规律,蕴含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有关思想,等等。《实践论》《矛盾论》分别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对立统一规律,这样全面、系统、深入地进行研究阐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史上都属首次,开创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和唯物辩证法研究的新境界。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两论”是在总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革命新的征程,为刚刚开始的全民族抗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提供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在《实践论》中,在论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时,与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紧密结合起来;在论述认识过程的推移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矛盾论》中,在论述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时,与中国共产党清算内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建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实际结合起来;在论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时,以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为例,说明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主次地位的互相转化;在论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以及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原理时,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加以说明。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的融会贯通。毛泽东同志既全面深入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底蕴,使用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哲学意蕴的成语、典故、神话故事以及古典名著中的事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了二者的融会贯通。例如,在《实践论》中,在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运用了“失败者成功之母”和“吃一堑长一智”这种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喻,说明了人们在实践中经过失败之后,从失败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错误,就能变失败为胜利的道理;运用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中国人的老话,说明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在《矛盾论》中,在说明中国历史上有的学者用否认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维护反动阶级的统治地位时,用汉代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作为例证;在讲到研究问题要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时,引用春秋时代孙子论军事时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唐朝人魏征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说明矛盾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道理时讲到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等等。

二、“两论”是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哲学理论是世界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用于指导实际工作,就形成科学的工作方法。“两论”为中国共产党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两论”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党的思想路线有着丰富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而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求真务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一定要求真务实,大力弘扬党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保证。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是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是一致的。党的群众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它贯穿在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之中,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旺盛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是群众观点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和应用,是我们党一切工作克敌制胜的法宝。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他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

“两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工作方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例如,阐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关系的原理时,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坚持“两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忽略次要矛盾;在认识某一矛盾时,既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略矛盾的次要方面。如果只看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忽略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就会陷入片面性而犯“一点论”的错误。坚持“重点论”,就是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要着重抓住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矛盾时,要着重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主次不分,不抓重点,在实践中平均使用力量,就会导致形而上学的“均衡论”,等等。

三、“两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获得成功的制胜法宝

“两论”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重要思想法宝,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

“两论”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两论”是毛泽东同志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哲学概括,通过总结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为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自此以后我党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这条思想路线。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重要思想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2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仍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

以“两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哲学基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十八大以来的5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绩。这些伟大成绩的取得,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包括《实践论》和《矛盾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指导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是搞好党的理论建设的根本。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哲学是聪明之学、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理论思维形式。要培养和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就要学习哲学、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要把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放在重要位置,通过结合新的实践要求深入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灵魂,更好地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从而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既要看到中国发展的美好未来,又要看到发展道路上面临的挑战和困难。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创新,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光辉著作,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续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篇章,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芒照耀新的征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求是》2017年第17期)

 

 

读懂用好《实践论》《矛盾论》的哲学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王伟光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发表80周年。“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两论”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挥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作用,具有伟大的理论意义和强烈的现实价值。

一、“两论”是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产物,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中国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

深刻理解和把握“两论”的哲学真谛,必须全面考察“两论”形成的时代条件、中国国情和实际斗争需要等具体情况。

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是“两论”产生的实践基础。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即帝国主义阶段,中国作为帝国主义扩张侵略的牺牲品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斗争,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纳入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功。“两论”是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时代大背景下,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为了纠正误导中国革命、导致革命挫折的错误路线,确立科学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以正确指导中国革命而写就的。1921年至1935年,“左”右倾的错误路线给蓬勃兴起的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挫折和重大损失。要解决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路线和战略策略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从理论根基上、从思想路线上,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已经十分紧迫地摆在了在陕北站稳脚跟、准备进行全民族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两论”既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实践条件的产物,也是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哲学总结。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两论”的产生同中国革命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密切相关,也是为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和争取未来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思想理论准备,为全党提供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武装。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同志从哲学的高度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独创性经验作出哲学概括和创新。他领导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整风运动,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党,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全党牢固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经验,深刻理解“两论”的精神实质和伟大意义

只有把“两论”放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过程中来考察,才能深刻理解其精髓要义和重大意义。中国革命的挫折和失败告诫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两个重大认识问题。一要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国情。一切正确的思想、理论和路线都来自对中国实际的正确认识,既不来自书本,也不是人们头脑中所固有的,这是《实践论》所集中解决的。二要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特殊性。唯有如此,才能在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中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思路,这是《矛盾论》要集中解决的。“两论”正是为了解决这样根本性的思想路线问题应运而生的。这两篇经典著作是解决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想路线上的“金钥匙”。

第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针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忽视在中国大地上正在推进的革命实践,热衷于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外国革命的经验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实践的观点,并把他的著作命名为《实践论》。他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动力、认识的检验标准和认识的目的等多个方面,说明了实践之于认识的基础地位和决定作用,说明认识的基础是实践,从实践发生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这就彻底拔除了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根子,筑牢了正确思想路线的哲学依据。

第二,坚持矛盾的观点,一切从矛盾的特殊性出发。《矛盾论》不是简单地描述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为出发点,抓住主观主义的要害和形而上学的命门,即脱离中国矛盾的特殊实际的总病根,一针见血、直击要害。毛泽东同志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把对立统一规律概括为宇宙间的普遍规律,定义为最普遍的客观法则。在论述矛盾普遍性的基础上,他特别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强调必须坚持具体矛盾具体对待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他指出,任何矛盾体都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不仅要注意矛盾的普遍性,更要注意矛盾的特殊性。他深刻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特殊的诸矛盾,在具体矛盾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

第三,坚持“特殊”与“普遍”相统一是认识论和辩证法精髓的观点,一切从普遍原理与特殊实际相结合出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认识论是一致的,“特殊”与“普遍”的统一关系既是辩证法的精髓,也是认识论的精髓。毛泽东同志牢牢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深刻论述了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提出了特殊与普遍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高度提出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毛泽东同志指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使之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态的、为中国人民所接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又坚持普遍原理与中国特殊实际相结合;不能因为强调“特殊性”而否定“普遍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沦为经验主义;也不能因为强调“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真谛所在,也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出发点、根本点。

《实践论》主要解决的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问题,《矛盾论》主要解决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问题。这两个统一的解决,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

三、“两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大价值

第一,“两论”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两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奠基性贡献。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对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作了科学全面的论述。二是创造性地运用中国话语、中国概念,提出了“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等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标识性概念。三是科学地论述了真理问题,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强调“我们的结论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知和行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指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发展了列宁关于“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的思想。四是把对立统一规律形象地称为矛盾规律,把对立统一观点生动地概括为矛盾观点,形成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中国化的理论与话语创新体系。五是提出事物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是辩证法的精髓,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认识事物的基础的哲学原理。六是强调要学会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第二,“两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高度。一个理论,只有在哲学层面上实现了思想自觉,才能说它已经成熟,并且达到了科学思维的高度。“两论”是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充分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要素,并从哲学层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理论概括和总结,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应有的理论高度。

第三,“两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典范。“两论”最初是毛泽东同志在抗日军政大学的讲演稿,讲课的主要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武装广大干部,使他们认清教条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从而为迎接革命新阶段的到来做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两论”充分考虑到广大干部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运用短小精悍的表述方式,把深邃的理论转变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变为形象的生活逻辑,形成了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成功典范。

第四,“两论”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党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即实事求是。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事关生死存亡,而一个政党能否创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取决于它是否具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这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哲学基础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总结经验必须提高到哲学高度,因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不从哲学高度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那么即使纠正了一个错误,还会犯另一个错误。“两论”写作的着眼点恰恰在这里,其历史贡献也在于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经历80年风雨沧桑,《实践论》和《矛盾论》重要价值依然放射出璀璨的真理光芒。我们要深入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坚持学哲学、用哲学,学习、坚持、运用、继承“两论”哲学智慧,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更加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伟大胜利。

(《光明日报》2017年9月1日6版)

 

 

《实践论》《矛盾论》与百年中国历程

作者:郭湛 《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09日 15版)

1937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在延安发表,至今整整80年。值此重要历史节点,回顾既往,关注当代,展望未来,将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中国成功开创的自主发展道路,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的卓有成效的制度保障,以及使这一切得以实现的中华文化根基,更自觉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并坚持的道路、理论、制度的正确性,证明了作为这种道路、理论、制度选择的基础和前提的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中华文化本性的通变和包容,使我们能够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选择。已有的历史成就,给了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充分自信;未来的发展前景,将进一步增强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

“两论”是哲学著作。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性著作,“两论”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内涵。其中最具有核心意义的内容,是知行统一理论和对立统一法则。借助知行统一和对立统一的哲学智慧,我们更容易理解,百年来中国发展的历程,何以艰难曲折而又灿烂辉煌。

1.认识和实践:知行统一理论

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因为人是有意识的社会性的存在,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认识,在认识引导下从事社会实践。认识可以解释世界,但这不是认识的最终目的。人认识世界,为的是改变世界。而要改变世界,首先就要改变自己,通过自我改变来改变环境。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自我的改变和环境的改变,不是重复、延续已有的状态,如果导致新的更好的状态,就具有创造性。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创造性,使人类社会发展突飞猛进。

正是自觉的认识和实践,把人与狭义的动物区别开来。如恩格斯所言:“动物的正常生存条件,是在它们当时所生活和所适应的环境中形成具有的;而人一旦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其正常生存条件却从来不是现成具有的,这种条件只是由以后的历史发展造成的。人是唯一能够挣脱纯粹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一种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状态,是需要他自己来创造的状态。”认识的创造性与实践的创造性是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人类越是远离纯粹动物状态,认识和实践的自觉性、能动性越高,作为主体自我的创造性就越强。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人的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即成为越来越具有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的发展过程。

认识对于实践的引导作用,是以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为前提的。在这里,认识和实践关系的辩证法,是建立在认识和实践关系的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地结合在一起,只是在逐步展开的理论叙述中,才可以相对区别地分开加以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是一种历史的、社会的、实践的辩证思维方式。

认识总是有对有错的。一种认识是否正确,如何来判断?这就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与途径问题。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在当时的中国革命中,僵化的教条主义者把书本知识或外国模式当作普遍真理,狭隘的经验主义者把个人经验或特定模式当作普遍真理,处理不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不懂得在实践中探索和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盲目行动,屡屡失误,使革命遭受挫折甚至失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纠正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正确处理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关系,并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高度,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即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知行关系上,深刻加以阐发。从中国革命实践出发,我们不拘守通过武装起义首先夺取中心城市的道路,而采取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革命理论的正确性。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中国革命中的实践和认识的关系,即中国革命道路和中国革命理论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论述。这种理论逻辑的揭示,是以革命实践历史中无数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

认识和实践的这种基本关系,在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中反复出现,说明这种基本关系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即有规律性的。在当时的抗日战争中,迫在眉睫的首要的问题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要在怎样的军事理论指导下进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已有的古代军事理论,如中国的《孙子兵法》,西方现代军事理论,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应该学习借鉴,但不能简单照搬。针对当时中国对于革命战争理论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写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从战略上分析和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战争理论和战争实践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特别重视研究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因为战略问题具有整体性、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思维是高度概括的“大道”或“大势”思维,最具有哲学思维抽象和简约的特征。如果没有如此自觉的革命战争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辉煌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要不要完全走苏联走过的道路?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我们逐渐走上一条立足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就是中国此后60多年来发展的“大道”或“大势”,是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背后真正的本质所在。

“两论”发表40多年后,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启,伴随着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再一次证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是中国发展中的基本问题。这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我们不再“以俄为师”,但是否“以西为师”?西方现代化走在前面,我们应该认真向西方学习。但学习是为了赶上甚至超过西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主张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发展,否认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是洋的教条主义;主张完全排斥西方理论,固守本国已有经验,是土的经验主义。我们坚持开放发展,既虚心学习、借鉴外国理论和经验,又立足中国现实国情,探索、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践是理论的来源。几十年丰富生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然会概括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久久为功,积健为雄。这样,我们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的同时,也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连同之前40年,“两论”发表80年的历史,反复证实了毛泽东当年论述的真理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坚持实践和认识即知和行的统一,中国的发展就能进到更高一级的程度。

2.矛盾和发展:对立统一法则

《矛盾论》开篇写道:“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由此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毛泽东写作《矛盾论》,同《实践论》一样,主要是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

在人类认识史上,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是两种互相对立的宇宙观即世界观。中国古代哲学中也有丰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但在传统的素朴的形态中,还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社会全面变革的指导思想。大约一百年前,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放眼世界,寻求能够指引中华民族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论及其哲学。在经历反复探索和尝试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它的哲学,用这种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学哲学目的明确,就是要用哲学,他把哲学当作认识的工具,把研究哲学称作“工具的研究”。在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毛泽东确立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早在毛泽东1913年写的《讲堂录》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天下万事,万变不穷。”“人不能有俄顷不变化者。”“人之生盖日日变易者。”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特别强调的“能动性”观念,据考证来自于《孙子兵法》的“能为”观念,植根于《易经》以来的“通变”思维方式(参见[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134-137页)。

世界充满矛盾,矛盾普遍存在。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有两方面意义:其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世界就是矛盾的集合体。旧过程完结,新过程发生,又包含新矛盾,开始其矛盾发展史。但矛盾的普遍性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

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或相对性,要从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对此,毛泽东特别强调,“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有两种情形需要特别注意加以分析,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在复杂的矛盾关系中,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的矛盾方面。因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但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会发生变化的。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毛泽东对辩证法学说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详尽地阐发了“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方面”这两个概念。美国学者斯图尔特·R·施拉姆就认为,“在中国,由于国内形势和与列强的关系都是不稳定的,不可预测的,因此,在一个既定时期内,要确定哪种因素或矛盾是占主导地位的,就不仅仅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而且是迫在眉睫的策略需要”。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矛盾的含糊性和复杂性,把矛盾问题置于突出地位,并力图把这种深刻的认识在革命策略中具体化。这一点,对于当时革命斗争的成败关系极大。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个方面,互相排斥、斗争、对立。矛盾无处不在。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有众多矛盾。各种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由此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促使它们发生运动。矛盾各方具有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斗争不等于对抗,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

在《矛盾论》“结论”中,毛泽东强调:“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这两点对于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至关重要。短短一段话,文字不多,却凝结了中国革命历程中无数经验和教训。这些重要道理不可含糊,稍有疏忽,就会铸成大错;必须慎之又慎,准确把握,正确处理。

3.在实践中认识和处理矛盾,促进发展

按照毛泽东“两论”的概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就是:在实践中认识和处理矛盾。80年来,我们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说无非是两件大事:第一,坚持认识和实践关系上的知行统一理论,勇于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倾向。第二,坚持矛盾和发展问题上的对立统一法则,全面认识和正确处理国际国内复杂矛盾关系,避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偏向。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从哲学上说,就是“两论”的思想和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不断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力图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中的复杂矛盾关系,从中可见他作为伟大的战略家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布局。

面对国内和国际极为复杂多变的矛盾关系,在极其艰难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我们走过弯路,犯过错误,甚至出现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重大失误。但重要的是,我们在实践探索中不断认识和反思,包括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勇于承认错误,纠正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定地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中国发展得以成功的基础,在于融入全球性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使经济的自发性充分释放出来,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初动力。但是历史的经验反复表明,经济和社会发展单靠自发性是不够的,发展必须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性,这就要求发展主体实践和认识的自觉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规划经济和社会发展,引导社会和人的全面进步。这种国家治理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是中国近40年迅速发展的制度保障。中国治理实践的卓有成效,使我们有足够理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拥有充分的自信。

发展是通过协调各种矛盾关系来实现的。当今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不断成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处于国内国际盘根错节而又瞬息万变的复杂矛盾关系之中。面对中国发展这种空前巨大的动态系统,加上国际关系中各种现实的相互作用,我们必须准确地认识和正确地调整各个层面、各个方面的矛盾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态势和效能。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是与毛泽东“两论”精神完全契合的新发展观念。作为对近40年中国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认识总结,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住了决定当代中国发展的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状况,越来越要求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发展注重解决的是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中国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多方面的,不仅需要各个子系统本身的协调,更需要大系统整体的协调,还需要中国作为大系统与世界各国乃至全世界的协调。绿色发展注重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开放是中国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发展是共建的,也应当是共享的。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世界。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这是思想、认识、观念、理念上的变革,也是行动、实践、方法、道路上的变革,将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要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战略性、系统性思维,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既看存在问题又看其发展趋势,既看局部又看全局,提出的观点、作出的结论要客观准确、经得起检验,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从这些论述中,我们感受到像毛泽东“两论”那样的哲学思维的高度。贯穿在“两论”中的那种实践的、理论的和历史的思维方式,是我们在当今历史条件下依然需要加以学习和贯彻的。

我们的历史使命在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现实的世界越来越复杂,千头万绪,千变万化,难以认清和把握。哲学是一种本质性、整体性、反思性的思维方式,通过分析批判和抽象概括,有助于抓住事物的根本和发展的趋势。毛泽东指出,研究矛盾的复杂过程,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其中最根本的对立统一规律,为我们提供了在实践中认识和处理矛盾的哲学方法论。

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一再取得成功,在理论认识上的一条宝贵经验,就是学哲学用哲学,特别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重要性。学哲学用哲学可以有许多教材,历史证明,毛泽东的“两论”,对于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来说是最好的哲学教材。在以往的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现在的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矛盾各有其特殊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提高哲学思维能力,是领导干部能力建设最重要的内容。

4.展望未来的中国和世界

展望未来中国发展,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50年左右,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除了少数持悲观的观点和故意唱衰中国的人之外,多数人相信中国经济会持续增长,这种乐观的观点究竟根据何在呢?

经济增长的实质是国民财富的创造问题。经济的增长意味着财富创造能力的增强,反之,则标志着财富创造能力的减弱。当然,经济的增长受到自然、社会和人的多种因素的制约,但在根本上取决于国民财富创造能力向实际社会财富的转化。有其因,必有其果。中国经济几十年持续增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财富创造能力持续增强的现实表现和必然结果。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指出,“智慧+劳动”这一方程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有智慧,但比其他人更加勤劳,因而更有机会克服困难。这个民族拥有许多特殊资源,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十分巨大。”有研究者指出,从1978年至2015年,美国成年人的平均国民收入增长59%,法国增长39%,中国增长811%。只要国民创造财富的能力持续增强并得以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不会停止。

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认为,中国现在已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今后跻身高收入国家有独特优势:(1)后发优势远没用尽;(2)减速更多源于外因;(3)内需潜力依然巨大;(4)财力雄厚保障投资。中国有条件和能力在“十三五”实现年均6.5%以上的经济增长,使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整体综合国力和国民财富将稳步增长,这是一个不可遏制的历史发展过程。

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在一次讲演中说,1978年之前,是中国现代经济的准备成长期。1978年之后,中国进入第二阶段,即迅速成长阶段,或称经济起飞阶段。这一阶段大体上是40年。之后,将进入第三阶段:强盛期。展望未来,2030年、2040年乃至2050年,中国都处在国家发展的强盛期。就是说,中国现代化建设正处在由起飞期向强盛期转换过程中,我们正在走向繁荣富强。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两论”的认识和实践方式,在解决中国和世界的矛盾和发展问题上,以一个多世纪的奋斗,实现的一次最伟大的历史性的矛盾转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总揽战略全局,把握发展大势,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奋斗,进行了新的伟大斗争实践,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新局面。围绕这一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体现和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认识论、发展观等基本原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我们完全可以说,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海内外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奋斗,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将在不懈的努力中,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够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时代,亲身参与以自觉的实践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历程,亲眼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与进步,看到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正在向我们走来,不能不说是十分幸运的。

当代世界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在历史上原本就长期处于世界发展的前列,只是在最近几个世纪落后了。经过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又重新回到世界前列,这可以说是从“非常态”回到了“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当代的发展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的第一次“崛起”,而是“复兴”,即再次兴盛。我们只不过是回到了本来属于我们的世界前列的位置。而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一个秉承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无疑将给未来的世界带来新的希望。我们将认真兑现毛泽东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作者:郭湛,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